全國“十二五”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約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2.3%，將有效帶動GDP累計約4.8萬億元。
有數據顯示：我國近10年來環保總投入在4萬億元左右。然而，公眾的感覺是錢花出去了，環境卻不見改善。
在近日舉行的“第六屆中國環境產業大會”上，環保部環境規劃院副院長兼總工程師王金南指出，全國“十二五”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約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2.3%，將有效帶動GDP累計約4.8萬億元。連日來，北京、山西、內蒙古、河北等多個省區均表示將加大環保方面的投入。
有數據顯示：我國近10年來環保總投入在4萬億元左右。然而，公眾的感覺是錢花出去了，環境卻不見改善。環保低效癥結何在?為此，《中國科學報》采訪了相關專家。
10年4萬億還不夠?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從2001年至2011年10年間，國內用于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工業污染源治理、建設項目“三同時”環保投資的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在36615億元左右，平均環保投資約占年GDP總值的1.3%。然而，有專家指出，當前國內環保投入力度仍然不足。
“按照國際慣例，全社會加上政府的環保投入只有占到GDP的1.5%以上才可以遏制環境惡化;占到3%以上，環境才能有效改善。”全國政協委員、湖南省環境保護廳副廳長潘碧靈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
國家環保總局和世界銀行合作研究報告建議，到2020年我國大氣和水污染治理的投資須增加到GDP的2%，此外還應增加基礎能力建設方面的投資比例。
“由此看來，我國環保投入確實還不夠。”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環境經濟學教授曾賢剛說。
事實上，近20年來，國內環保投入每隔5年就會翻一番。“十二五”期間，國內生態環保擬投入3.4萬億元，達到“九五”期間9倍還多。
然而，一個不容否認的現實是，當前我國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污染物排放量仍居于全球前列。以空氣污染為例，全國330多個地級以上城市中，有2/3以上城市達不到二級標準。整體環境仍在惡化，加大治理力度仍是當務之急。
對此，潘碧靈比較樂觀。“我國環保投入最少要達到GDP的3%，這比科技和教育的3%和4%難度都小得多。”究其原因，科技和教育都靠政府撥款，而環保還有企業投入，關鍵是政府要下更大的決心。
環保“低效癥”待解
事實上，10年4萬億元也是一筆不小的投入，然而這些投入并沒有換來期盼中的效應，相反空氣污染、水污染、土壤重金屬污染等領域卻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問題。專家指出，環境污染欠改觀的癥結在于環保資金利用存在“低效癥”。
曾賢剛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環保投入低效與一些企業唯利是圖、讓環保設備“躺著睡大覺”有關。很多企業有環保設備，卻偷排污染物，上面檢查時才做做樣子，讓花的錢打了水漂。
2012年9月，環保部環境安全百日大檢查監督組發現，中石化廣東湛江東興公司部分生產廢水通過雨水系統直接外排，而湛江新中美公司擅自拆除廢水處理裝置，通過閥門切換，污染物直排雨水溝。在江蘇、山東曾有火電廠耗巨資安裝脫硫設備卻僅在檢查時開啟，平日偷偷排放二氧化硫，且電廠每發一度電，還享受 1.5分錢的“清潔”補貼。
曾賢剛認為，在監管方面，重前期投入、輕后期評估，未把好“防守關”也是導致資金利用效率不高的原因。例如，淮河、太湖等環境治理工程剛完成，污染就卷土重來。他建議，政府建立長期、跟蹤式的環境評估機制，以避免資金浪費。
治污應引入市場機制
“在解決環境與發展的關系上，長期以來一直有一種錯誤的認識，把環境保護看成是游離于經濟活動之外的一種特殊活動，單方面強調政府行為，而忽視了經濟活動的基本規律。”曾賢剛說。
他指出，這種認識上的誤區使環境保護成了政府的包袱和企業的負擔。企業為減輕負擔而千方百計逃避環境保護的責任和義務，導致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相對立。
清華大學環保產業研究所所長傅濤認為，政府有綜合協調的能力，但環保治理有時并不專業，這是導致投資效率低下的原因之一。他建議，應發揮以市場為導向的環保投資機制，激發企業環保的主動性。
以水污染治理行業為例，目前國內污水處理行業技術水平已居世界前列，但市場機制的缺位仍讓整個行業技術產業化缺乏動力。
然而，發揮市場機制在環保方面所起的作用并不是簡單意義上的設備采購，而是產生明確的環境效果。傅濤認為，政府與專業化的公司簽訂合同，由其承擔治理工作，就是環保產業市場化的一種模式。例如，政府把水污染治理項目承包出去，由專業公司在一定時間內改善水質并進行保持，通過這種“購買環境服務”的方式提高治理效果。
業內人士認為，與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環保產業尚處于產業化初期，但外包服務的模式已相對成熟。這種現代服務業態也適用于環保產業的發展，而國家對于環境服務業發展的重視也將有助環境產業的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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