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洶涌而至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上海乃至中國的科技創新發展機遇何在?11月3日—4日，由科技部和上海市政府舉辦的2012浦江創新論壇第一次把創新活動描述為“創新生態”，并提升到論壇主題的高度。來自海內外專家學者、政界要員和商界精英1400余人對科技創新的發展瓶頸做出思考，提出創新生態的發力點和探索實踐之路。
“人工與自然”生態的辯證
說到創新，美國硅谷可能是全世界研究的樣本。其實硅谷很年輕，100多年前，硅谷的核心城市桑尼維爾還是一片農田。是什么讓這座城市乘上了發展的高速列車?桑尼維爾市長安東尼·斯皮塔勒里也時常考慮這個問題，他說政府能做的就是想方設法創造條件，打造一個完備的創新生態系統。1984年，硅谷創建了產業集群平臺，懷揣著創新規劃的人們可以去園區，繳納相應的駐園費用，取得政府的支持后就能入駐，此舉獲得了巨大成功。
打造創新生態系統需要耐心和眼光。斯皮塔勒里說：“我們有一個非常長遠的財務規劃，而這不是以年度預算為基礎的，我們會安排一個機制化的財務規劃和監測乃至預警機制，幫助我們對現有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進行評估和預測。”
華東師范大學教育部戰略研究基地主任杜德濱把政府在創新生態中定義為“太陽”的角色：“在創新生態中，政府起到‘太陽’的作用，它營造環境、集聚人氣、提高回報率和做好基礎建設。”做好太陽的角色后，剩下的問題便是靠企業自身發展。不難看出，“自然生態”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市場競爭性質。斯皮塔勒里這樣形容硅谷：“一些高技術企業在此創建后，迫于市場競爭壓力，往往向著名大學或政府實驗室聚集。高新技術產業區一旦形成，區內企業往往超常發展，不斷裂變，不斷增加，這是創新生態的自發生產方式。”于是乎，眾多世界500強企業在此地“爆炸式”誕生、發展。
上海張江(集團)有限公司總經理丁磊更強調市場和激發個體創新的作用。他認為，真正的創新是不可能靠規劃出來的。創新不等于科研和產業化，而是一種思維活動，是需要一種生態環境來激發的。
“任何市場都需要政府的引導，但政府過于強勢安排資源則不利于創新，政府在早期可能會通過逐步的資源配置來培育產業，但不能長期而為之。”丁磊這樣總結，“個體創新是當今創新的原動力，也是創新能力進一步提升的增長空間。”久有基金董事長劉小龍也認同這種觀點，他說，創新生態就是要形成讓創業的 “人”能低成本、高效率并能獲得巨大的社會經濟財富的生態環境。
挖掘創新的“原動力”
對自然生態學，一個交叉越多的生態系統其活力和穩定性就越好。今年年初，曾經預測過計算機和社交網絡出現的科學作家凱文·凱利在他的新書《科技想要什么》中表示，生物的許多規律，用在科技上同樣適用。
“創新是可以傳染的。如果一個產業體現出非常強的創新性，其他產業也會紛紛效仿。”英國卡迪夫大學教授、高等研究中心創辦主任菲利普·庫克說。
打造產業集群平臺，是世界向硅谷學習的第一步，然而這可能會導致兩種后果，良性的或者惡性的。“對于集群而言，區分一個區域內企業良性惡性發展的重要一點，就是企業間的互動程度。”菲利普·庫克說。如果生態系統多元化的程度足夠高，則產生新物種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所謂創新，簡單來說就是把不同的知識集合在一起創造一種新的知識。簡單趨同不是創新的土壤，復雜個體間的互動才可能激活創新的靈感。
在硅谷創新生態系統的“菜單”上，高校被放在了較高的位置上，上海紐約大學常務副校長兼CEO杰里·雷曼直言不諱：“我今天的主要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是創新生態的必要組成部分，即使他們不直接生產新產品或培育新產品。”他認為，其他機構做不好的研究——基礎研究是大學的主要工作。高校作為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應該是通過基礎研究為創新生態系統提供更多樣性的思維，而“創新的種子只有在復雜多樣的環境里才能生根發芽”。
有專家認為，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本身就是一項巨大的創新。中國的創新生態過多地依賴政府構建的“人工生態”，而不是依托市場自發形成的“自然生態”，其創新體系可能顯得脆弱，很難持續健康發展，這需要警醒，更需要進一步的改革發展提高創新的質量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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