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國際能源署在北京召開《世界能源展望2015》“能源與氣候變化”特別報告發布會，部分與會專家就世界節能減排承諾與行動的相關問題回答了記者提問。
記者：今年12月，第21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將在巴黎舉行，包括中美在內的許多國家已經向大會提交減排承諾。如何評價各國的承諾行動？
法提赫·比羅爾（國際能源署候任署長、首席經濟學家）：截至5月，占全球能源利用碳排放量34%的國家已經向大會提交了《國家自定貢獻預案》（INDC），且各國的減排承諾都涉及能源領域的改變。如果這些承諾兌現的話，全球能源業將出現巨大轉型。到2030年，發電總量的60%將來自于可再生能源。
但目前的減排承諾只是使得碳排放增長放緩。能源領域的投資規模和數量還不足以讓碳排放總量在2030年盡早達到峰值，本世紀末溫度升高不超過2攝氏度的目標難以實現。
因此，建議每5年對減排目標進行一次審議。這能夠幫助了解進展，明確傳遞出各國堅持減排的信號，增強投資者信心。
記者：怎樣看待這次巴黎氣候大會談判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法提赫·比羅爾：我對此次大會持樂觀態度。有兩點原因。第一，去年全球經濟增長超過3%，但是與能源相關的二氧化碳排放保持平穩，這是40多年來第一次在經濟危機外出現這種結果，去年全球經濟能源強度下降了2.3%，是過去10年降速的兩倍多。這得益于各國能效政策和結構調整。第二，美國、中國、歐盟等一系列國家和地區表現出減排的政治決心，傳遞出令人鼓舞的信號。
當然，巴黎氣候大會也面臨挑戰，主要一點是各國會顧忌減排影響經濟增長。誰該為氣候問題負責，該負多大的責任，仍未達成共識。過去125年，發達國家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體，而未來排放主體將來自發展中國家。這種責任分擔，短時間內還找不出一個解決辦法。
正如剛才所說，雖然二氧化碳排放出現放緩，但是還不足以支撐溫度升高不超過2攝氏度的目標。因而，在巴黎氣候會議的討論應該涵蓋4個問題。第一，如何盡早到達排放峰值；第二，各國的承諾每5年一次審核修訂；第三，在2攝氏度目標下，給能源行業下達更具體的減排目標；第四，對各國能源行業的減排行動及時跟進觀察。
記者：全球碳排放2030年盡早達到峰值的可能性有多大？實現這一目標需要付諸哪些行動？
法提赫·比羅爾：為了推動排放峰值盡快到來，國際能源署在報告中推薦了5項措施，主要包括：第一，淘汰落后產能，提高工業、交通、建筑領域能效；第二，取消對落后煤電廠的補貼政策，禁止新建煤電廠；第三，對可再生能源發電投資由2014年2700億美元提升至2030年4000億美元；第四，控制油氣生產過程中甲烷氣體的排放；第五，逐步取消對化石能源的補貼。
鄒驥（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盡管中國政府提出2030年達到碳排放峰值，但峰值時間到來早晚取決于各種條件。目前中國國內已經對提質升級、經濟轉型形成了高度共識。峰值目標將能源部門的發展策略與發展中創新戰略緊密結合起來，讓相關者行動起來，能夠一定程度促進峰值盡早到來。但也需要注意，我們目前更多關注的是到達排放峰值前的管控，但是對到達峰值之后的工作研究非常薄弱。
記者：如何評價中國節能減排的潛力及其對世界的意義？
法提赫·比羅爾：過去5年，全球低碳技術應用量的40%來自中國。2014年，中國在可再生能源上的投入，比美國和歐盟29國合起來的投入還要多。中國能源技術發展還惠及了全世界，過去幾年，中國的光伏產業快速發展讓世界光伏產品成本下降了1/4。中國還在能效提高上做出巨大貢獻，過去10年，僅水泥和鋼鐵行業二氧化碳減排量就達到3.8億噸。可見，中國邁向清潔高效能源的征程不僅將轉變本國的能源面貌，對于全球能源市場都有著深遠影響。
韓文科（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能源研究所所長）：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國估計普遍偏于保守，認為中國可再生能源發展緩慢。我認為實際情況不是這樣。尤其是本屆政府對環境質量高度的重視，也在加強環境立法。中國煤炭消費減下來是必然的趨勢。
應對氣候變化、推動能源清潔低碳轉型，對中國機遇大于挑戰，這點非常重要。如果能源轉型沒有蘊含機遇，會導致中國未來20年發展失去動力。目前中國抓住了這一機遇。但實現減排目標需要一系列艱難的努力。我認為，中國在減排轉型方面應該做世界的引領者，要敢于去嘗試。
鄒驥：評價中國節能減排要避免“見物不見人”。到2030年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中國中產階級人口繼續擴大，衣食住行等方面需要消耗更多的能源。這將意味著能源消費的擴大，碳排放壓力增加。所以，碳減排計劃要觀察收入結構變化對能源與排放的沖擊。當前碳排放源主要來自制造業，但是未來某個時期制造業排放會達到峰值，之后會下降。交通和建筑的排放會上升。歐盟這幾年減排取得很大成績，但交通的排放依然在上升，這是一個不得不吸取的教訓。畢竟中國人口眾多。如果我們的中產階級人口變成4億人到5億人，碳排放上漲將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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